摘要 陕北北部一带有大量的史前遗存:旧石器时期的“河套人”、河套文化,新石器时期众多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及遗存,构成了陕北北部一带史前文化基本完整的发展序列。陕北一带是古代华夏族,特别是黄帝族活动和文化发祥的重要地区之一,至新石器末期,该区域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演进到较高的水平,形成了相对的区域优势和融合周边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的区域文化特点。系统梳理陕北北部史前文化遗存,不但属于考古文物研究本身的组成部分,还可以为炎黄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背景资料,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 陕北北部;史前;文化类型;遗存;河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史前占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99%, 其文化遗存历史悠久,弥足珍贵。陕北北部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是史前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国内外一些考古学家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旧石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并有一些重大发现。但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这一带的石器遗址考古发掘甚少,影响了学术界对这一带史前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考古工作者及文物保护研究单位,对该区域的石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考古报告和考古专题研究文章。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有不少史前遗址被发现,遗留物的大量面世,为我们重新认识陕北北部一带史前文化的类型、价值、地位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对陕北北部一带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遗留物及有关考古研究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
一、旧石器时期“河套人”所创造的河套文化,为河套文化区域向较高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1、“河套人” 陕北北部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考古资料显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种类颇多并有人类活动。1922年8月,法国的考古学家桑志华在与陕北靖边接壤的今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采集到一颗旧石器时期的人类门牙及许多旧石器。这颗人类门牙经加拿大人类解剖学家布达生的鉴定,确认为是石化程度很高人的上门齿,取名为“鄂耳多斯牙齿(The Ordos Tooth),”“河套人”就以这颗“鄂耳多斯牙齿”为代表。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乌审旗大沟湾,找到了“河套人”的遗骨化石。从此,中国”河套人”出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论著中,为中国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史及民族学等研究增添了新的一页。1963年,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先生等人还在陕北横山县石马坬村发见了一件“河套人”头顶骨化石。河套地区先后发现的这些“河套人”化石,对黄河中游陕北一带人类发展演变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2、河套文化
(1)旧石器 陕北北部一带出土了大量旧石器。1923年6月,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桑志华在陕北定边县附近的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发现和发掘出了大量的旧石器。这一考古重大发现,推翻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同年8月,德日进、桑志华又在与陕北靖边县接壤的今萨拉乌苏大沟湾,靖边县小桥畔,横山县油房头、鹰卧沟等旧石器遗址上采集到了一批旧石器。
(2)细石器 陕北北部一带还出土了一些细石器。1923年,德日进、桑志华等在陕北靖边县小桥畔旧石器遗址上,采集到一些细石核、细吻状端刮器等细石器。这为研究、证明河套文化的分布,“河套人”的演变发展,以及今陕北文化区域范围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河套地区先后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旧石器和细石器等表明:早在旧石器时期,陕北一带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并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河套文化)。旧石器晚期,该区域的生产力和文化开始发展,人工取火、弓箭的生产和应用,使狩猎成为主要经济。原始住宅的营造,相对稳定的定居,为畜养和原始农业提供了可能,旧石器晚期“河套人”的成就,为河套文化区域向较高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新石器时期陕北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对以后华族的成长壮大,逐鹿中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仰韶文化
1、仰韶文化遗址及类型:
陕北北部的榆林地区境内有仰韶遗址70处,如吴堡县贺家嘴遗址、李常家山遗址、棚禾渠遗址等。其类型有:
(1)半坡类型
在陕北神木县秃尾河东岸沙漠腹地的枣稍沟、桑树渠,发现有距今6000多年半坡时期的遗址,这是榆林市境内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采集到一些宽带黑彩红陶钵、夹沙红陶罐、夹沙红陶瓮等陶器。
(2)庙底沟类型
陕北北部庙底沟类型遗址较多,如定边县东滩遗址、长梁遗址等,出土有较为丰富的泥质彩陶、绳纹红陶、素面红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缽、夹砂红陶等残片。遗址上可见白灰居住面及红烧土。
(3)其它类型
陕北北部的仰韶文化,除了受到周边的关中半坡类型、河南庙底沟类型 、山西西王村类型的仰韶文化的影响以外,在北部靠近内蒙地带,也受到内蒙仰韶文化——海生卜浪文化的影响,出土有深腹钵、折沿罐等。在靠近甘肃的定边园峁遗址、康岔遗址、辽阳遗址等处,还有类似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出土。内蒙海生卜浪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在陕西其它地区中没有发现,说明陕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受到了当时邻近地区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
2、仰韶文化遗存物
(1)石器 陕北北部出土有仰韶时期的石器,如横山县雷龙湾出土了仰韶时期的石球、石斧等。
(2)陶器 陕北北部遗留有少量仰韶半坡类型的陶器,如横山县白界乡土地海子出土有彩绘陶钵。也有较多庙底沟类型的陶器,如定边县武峁子乡沙渠村南遗址出土有泥质彩陶、绳纹红陶、素面红陶和夹砂灰陶器物残片等。此外,还有少数马家窑类型的陶器,如定边县园峁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和饰方格纹、点堆纹、弦纹等彩陶片,就属于马家窑类型的陶器残片。
从出土的仰韶文化的泥质素面红陶、磨光彩陶、红陶黑彩,以及夹细砂红陶、夹细砂灰陶等尖底瓶、罐、钵等器物特征来看,当时,陕北一带作为黄帝氏族生活的地区之一,已经过渡到一种以农业为主,饲养家畜、狩猎、捕鱼、采集为辅的社会经济形态。
二)、龙山文化
1、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融汇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陕北龙山文化,在我国北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华夏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遗址遍布全区,分布相当稠密,仅榆林地区文物部门登记在案的就有678处,有代表性的遗址有:
(1)吴堡县后寨子峁遗址:该遗址面积约21万平方米,遗址上房屋遗迹分布密集,形制多样。发掘出陶窑1座。出土器物种类繁多,有陶器、磨制石器(斧、刀、锛、凿、纺轮等)、细石器(刀、镞)、骨器(椎、匕)等。为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早期的文化遗存。
(2)神木县石峁遗址:该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90万平方米,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椁墓和瓮棺葬。出土有数以百计的陶器、玉器、绿松石饰件和石器等。此外,还出土有40多件细石器。
(3)佳县石摞摞遗址:该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时代古城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发现房址18座,窖穴、灰坑90多个,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玉器及卜骨等重要文物200余件。
2、龙山文化遗存物
(1)石器 该地区遗留有大量龙山时期的石球、圆形砍砸器、石纺轮、石锤、石刀、石斧 、石铲等。如神木县石峁、佳县石摞摞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而且许多文物富有历史代表性,1960年在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古城界村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锛等5件文物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2)细石器 陕北北部地区存在含有细石器的遗址,例如神木县高家堡遗址、大柳塔乡上柳塔遗址,发现了大量龙山时期的细石器,有石刀、石镞、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等。在吴堡县后寨子峁等遗址中,也有石刀、石镞细石器出土。另外,定边县周台子乡公布井遗址、白泥井乡明水湖村猫尾巴前梁等遗址还出土有石质为角页岩、燧石、石英石的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等细石器。说明当时这一带虽以农业为主,但牧猎经济亦相当发达,在整个经济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3)骨器 陕北佳县石摞摞遗址出土有骨锥、细骨针、骨凿、骨镞、骨块等。
(4)陶器 陕北北部地区龙山时期的陶器出土量巨大,有代表性的如神木县新华遗址出土的三足瓮 ,榆林市榆阳区古塔乡李家庙出土的方格纹直腹罐,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鬲、折腹罐等。在古塔乡李家庙出土的方格纹直腹罐表面,还发现有一刻划符号。
(5)玉器 陕北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的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玉器,多为燧玉、墨玉、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基性、超基性变质岩、酸性硅酸岩等软玉。器型大,种类多,有牙璋、玉刀、玉戈等。还有很多带钻孔的多孔玉刀、玉戚、玉璜、璇玑、镰、斧、钺、铲、人面形雕像等。有数百件玉器制作的精细程度,可以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的玉器相媲美。此外,陕北神木石峁遗址中,还出土有龙山时期的绿松石珠串饰件等。
陕北北部龙山文化遗留物,如神木石峁出土的三足器等陶器及一些石器、骨器生产工具与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临近省份的内蒙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太谷白燕等遗址出土的袋足瓮、大口尊等陶器和石器较为近似,文化内涵接近,说明它们受到了毗邻地域文化的影响。但是,神木石峁出土的生产工具制作精细,打磨结合,还出现了制作精细的玉器,这显然较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临近地区的同期新石器文化的生产力水平要先进一些。
(7)石城址 除出土文物以外,陕北榆林境内还发现有几十处史前石城遗址。具代表性的有:吴堡县辛家沟乡后寨子峁石城址。该城址布局独特,为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还有榆林市佳县朱官寨乡的石摞摞山遗址,为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古城址。发现有石砌的内城、外城、护城壕等设施。规模之大,形制、结构之完善,为国内同类早期城址所仅见,在中国古城建设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史前聚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
上述例证表明:新石器末期,陕北北部一带人类社会已演进到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为辅的较为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原始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数量巨增,聚居点与现有村落几乎相当。已出现石器加工、纺织、缝纫、制陶、琢玉等原始手工业;出现文字的最初形式——刻划符号和反映贫富分化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大量精美玉器;还出现了标志着原始共同体开始走向解体、国家开始形成的最初的城邑,这些对以后包括黄帝族在内的华夏族进一步成长、壮大,逐鹿中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总括上述,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1、陕北一带在旧石器的中晚期就有人类生息、活动, 至新石器时期已具相当规模,特别是龙山时期的人类居住点颇为稠密。聚居规模较大,精美的玉器反映出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应是华夏族特别是黄帝族文化发源、成长、进步的重要地区之一。
2、陕北一带史前文化类型清晰、发展有序,经历了采集、渔猎,农业、畜牧渔猎并存,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典型发展历程。至新石器时期,呈现出农业文化高度进步,文化类型多样,较多的融合周边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的区域文化特点。
3、陕北一带大量史前文化遗址及遗存,基本归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河套文化)区系,这对于文化学者研究和认识陕北区域文化的基因,历史继承以及区域文化范围的形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在华夏灿烂的史前文化中,陕北北部一带史前文化取得的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应得到更客观的认识和更高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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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陕西省神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神木瑰宝》〔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IO12)